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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醒：“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2022文艺真心话

　　2022年的中国流行乐坛，一批“老人儿”再度走红，聚光灯外，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思：年长者如崔健、罗大佑、林子祥、叶倩文……开启了“爷青回”；年轻者如苏醒、陆虎等组成了“再就业男团”。

　　从“当红”到“翻红”，人生起伏，每一位重归聚光灯下的演员对生活与名利有了新的认识。岁月已逝，容颜已老，唯一不变的是好歌与实力。

　　曾经的“快男”，现在的“再就业男团”成员苏醒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回头再看，这句话完美解释了2022年音乐圈里发生的这些故事，都与努力、坚持相关。当然，这也是苏醒自己的人生经验，以他的故事来为这句话做注解，再合适不过。

　　“热搜”迟到五年

　　2022年5月，苏醒和他的一首老歌《破亿》上了热搜。《破亿》是苏醒五年前发行的一首歌。

　　当时怎么想到写这样一首歌？其实创作的过程很简单，苏醒只是将自己出道这些年所经历的、所感、所想，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又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对苏醒来说，这就是一次普通的创作，跟他创作其他歌曲的过程毫无区别，当时只是花了一个下午，或者更多的时间写出了歌词，其中不少内容是他此前看到、听到之后就记录过的。网友觉得歌词太过直白、露骨，但他却不认为歌词里提到的内容有任何负面，那就是一个客观存在。

　　歌曲出炉后，苏醒自己是有一点小得意的，觉得这首歌很有力量，但遗憾的是这首歌在当年并未掀起一片浪花。

　　苏醒当年并没有太在意，也不觉得有多遗憾，因为彼时他的音乐事业还未见起色，后来他总结：《破亿》的落寞，是因为“人糊”，而非作品差，“人糊不能怪歌，作品是无辜的”。

　　2007年，23岁的苏醒参加湖南卫视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取得西安赛区冠军、全国总决赛亚军的成绩，赛后签约天娱传媒，发专辑、演话剧、办巡演，可谓出道即巅峰，但后来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人糊”的这几年，苏醒在微博晒简历找工作，在线呼吁“谁有活儿，带带我”，网友便调侃“我是来晚了，还是你糊了？”苏醒搞笑回复自己是“糊咖”。

　　对于那段出道即巅峰的岁月，苏醒从不曾怀念，唯一怀念的是自己的青春、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比较瘦、跳得高、跑得快、体力好。

　　五年后“糊咖”苏醒当时无人问津的《破亿》引发关注，他自己也没想到。这首歌再度发表的当口，正是苏醒和几位当年的快男一起上了一档综艺节目引发关注之时。他说“就要趁着有流量的时候拿出来”，事实证明，时机真的很重要，这个决定，做对了。

　　自得其乐却从未躺平

　　《破亿》登上热搜后，苏醒又录了一条视频，先是说《破亿》热度上来后，再就业男团的其他人表示“必要时可以放弃苏醒”。然后让粉丝安心，说应该不会出现“今天是我粉苏醒的第一天，明天他就退出娱乐圈”的情况。

　　事实上，这些年苏醒从未躺平，即使处在低谷之中，也依然在认真写歌、拍摄短视频，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沉寂的时候，他在线呼吁“谁有活儿，带带我”可能并不仅仅是一句调侃，但心态上他并不着急，也不是不够上进，可能只是火候没到。

　　有时候连苏醒的经纪人都着急，觉得苏醒太过“佛系”，但苏醒永远懂得掌握自己的节奏。他说，机会没到的时候，或者火候还不够，就不用想那么多，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即使一直都没有等到机会，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机会来了，说明一直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总会有人看得到。就像歌手刘畊宏，健身已经好多年，并不是谁看到、关注的时候才开始的。

　　由此苏醒得出了一个结论，希望和大家共勉：“所以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

　　“再就业男团”翻红

　　2019年，2007届快乐男声成员苏醒、王栎鑫、张远、陈楚生、王铮亮、陆虎参加一档节目叫《合唱吧300》，为团队取名“再就业男团”。当时几位成员确实处在就业机会没那么多或者条件没那么好的状态，来录节目有点像“再就业”，于是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2022年，“再就业男团”又携手走进综艺节目《欢迎来到蘑菇屋》，当时苏醒依然没有其他工作安排。他们自嘲为“糊咖”聚首，却意外爆火。

　　六位艺人在镜头前的重聚，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几位老友互嘲逗趣的场面既搞笑又温馨，节目收视超出预期，“再就业男团”因此翻红，并且被称为“顶流”。但自称“初代流量”的苏醒并未因此沾沾自喜，这几位以苏醒为代表的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炮儿”对于“顶流”、“热搜”都看得很明白：热度持续一两个月算不错了，你能上热搜也随时能下去。

　　《破亿》的热搜事件后，王栎鑫曾仗义喊话：你下次再被封杀了我就带你一起去带货。当然这只是一句调侃、玩笑话，但即便真如王栎鑫所说“被封杀”离开演艺圈，苏醒也不担心自己会失业。苏醒自认为除了音乐，还有编剧的才能，拍短视频，做广告营销都是他在行的。“实话实说，我不担心好像我今天如果不做艺人就没饭吃了，找个班上也不是不行。”

　　但这世上只有现实，没有如果，所以从2007年到2022年，不管境遇如何，苏醒从没放弃过。还有很多人也在追梦的路上坚持着，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直做就好了，先别管会不会被关注到，只要你自己还喜欢去做就对了。（文/记者寿鹏寰 统筹/满羿）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